2021年5月4日

党史上的今天

1919年

5月4日 北京爆发了学生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合，示威游行，掀起爱国风暴。北洋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逮捕示威群众32人。5月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响应。6月3日、4日，北京学生讲演团分赴全市各主要街道演讲，北洋军阀政府再次派出军警、马队进行镇压，逮捕大批爱国学生，更加激起全国各界的义愤。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随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如燎原烈火蔓延全国。6月7日，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6月10日，罢免了亲日派官僚。6月28日，中国代表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38年

5月4日 毛泽东电示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项英，新四军应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之间的广大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组织和武装群众，创造根据地。

1940年

5月4日 中共中央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要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应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和根据地；在国民党顽固派坚持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作为投降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只有坚持在对顽固派的斗争中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巩固和扩大进步势力，争取中间派，应付突然事变，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1946年

5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党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削弱封建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的环节。”规定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一般不是无偿没收，而是通过清算和购买实现有偿转移。指示还具体规定不可侵犯中农土地，要保护工商业，对富农和地主、地主中的大中小、恶霸非恶霸要有所区别，对开明绅士等应适当照顾，允许中小地主、富农、开明绅士保留多于农民的土地。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全解放区已有2/3的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进一步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1984年

5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提出逐步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

2018年

5月4日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举行。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学习马克思，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继续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人类社会美好前景不断在中国大地上生动展现出来。

历史瞬间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这是北京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

百年先锋

刘伯坚：党的杰出政治工作者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这首题为《带镣行》的诗是烈士刘伯坚在英勇就义前写下的。

刘伯坚，1895年出生于四川省平昌县，早年就读于川东高等师范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堂。1920年，他赴欧洲勤工俭学，先后在法国、比利时半工半读。第二年，他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比（利时）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他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任中共旅莫支部和旅莫共青团负责人。

1926年，刘伯坚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推动冯玉祥部接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举行了著名的“五原誓师”，改西北国民军为国民军联军，有力地配合了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誓师后，为了改造这支旧军队，刘伯坚帮助冯玉祥整肃队伍、严明纪律，废除了旧军队中打骂士兵等恶习，并创造性提出“革命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等口号。闲暇时，他常常深入连队，与下层军官和普通士兵谈心谈话、打成一片，深受官兵们爱戴。

整肃队伍的同时，刘伯坚还在五原、包头、银川等地开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招收进步青年学生、下层军官和有文化的士兵入学。通过短期训练，学员们的能力素质得到明显提高，还有不少人加入共产党，后来成为部队的骨干力量。

1928年，刘伯坚再次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前往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两年后，他回到祖国，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秘书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底，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下，刘伯坚承担起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的筹备工作，为宁都起义的成功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他担任由起义部队改编而成的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在这支队伍中建立起党的组织，对部队进行革命政治教育，使这支起义部队很快成长为一支进步的红军劲旅。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刘伯坚奉命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与贺昌等同志仍旧坚持将红色火种——《红色中华报》办下去，他赋诗、写社论，为部队打气、为群众鼓劲。

1935年3月4日，刘伯坚在率部突围时，不幸负伤被捕。在狱中，他与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3月21日，刘伯坚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他拿过敌人的纸笔，写下两封家书，告诉家人：“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嘱咐妻子：“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